一把中國制造的小提琴能有多便宜?
在淘寶網上，產自江蘇黃橋的入門琴價格從199元起。
就是這不可思議的低價位，撐起了中國提琴總產量的70%，也占據了世界提琴版圖的30%。
2019年4月12日，在中國樂器協會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國提琴產業(yè)之都黃橋”作為“樂器行業(yè)功勛單位”受到表彰。
在當地，不會拉琴的農民造琴的歷史已有50多年，并連續(xù)24年提琴銷量穩(wěn)居世界第一。陽春白雪遭遇下里巴人，高雅藝術邂逅發(fā)財致富，共同譜寫著“中國制造”的美麗與哀愁。
從“社辦”小廠到琴韻小鎮(zhèn)
黃橋的“提琴之都”是行政區(qū)劃調整的結果，原本這里最出名的是特色小吃黃橋燒餅。
2010年，黃橋鎮(zhèn)合并了周邊的數個鄉(xiāng)鎮(zhèn)，變成了擁有二十多萬人口的“超級鄉(xiāng)鎮(zhèn)”。原來經輕工業(yè)部和中國樂器協會聯合命名的“中國提琴之鄉(xiāng)”溪橋鎮(zhèn)也并入了新設立的黃橋鎮(zhèn)。
從黃橋鎮(zhèn)政府向西五六公里，才是這個“提琴之都”的大本營。沿途，琴韻小鎮(zhèn)的地標優(yōu)雅而醒目，寬廣的道路兩側是提琴狀的人工湖和建設中的樂器產業(yè)園區(qū)。
根據當地政府提供的數據，2018年全鎮(zhèn)樂器生產及配套企業(yè)完成產值22.8億元，銷售收入24億元，占到了全鎮(zhèn)經濟總量的1/5左右。全鎮(zhèn)年產各類提琴逾百萬套，其中OEM(品牌代工)約占60%。
在故事開始的1960年代，這里只是給上海提琴廠加工配件的一家“社辦”小廠。幾位下放回原籍的上海知青拿著公社資助的幾百元錢，在舊民房里做起了琴頭、弓桿等零配件。
“一個琴頭五毛錢，一個弓子一塊錢。”江蘇鳳靈樂器集團董事長李書回憶說。
1971年8月9日，江蘇省泰興縣革命委員會批準成立溪橋人民公社樂器廠。1973年4月22日，溪橋生產的第一把“向陽牌”小提琴誕生了。
到上世紀70年代末，因為機制和市場等多種因素，上海提琴廠下達的生產計劃萎縮，工廠處于嚴重虧損狀態(tài)。
1980年，李書擔任提琴廠副廠長，他對內整頓風紀、調整生產布局，對外拓展合作、參加“廣交會”，逐步將企業(yè)扭虧為盈，躍升為全公社排名第一的工廠。
1984年，李書抓住全國工業(yè)體制改革的機遇，走城鄉(xiāng)聯合的道路，與上海提琴廠簽訂了十年的聯營協議，公社提琴廠由此變身為上海提琴廠泰興分廠。這次聯姻成為溪橋提琴產業(yè)騰飛的起點。
1995年1月1日，發(fā)展壯大的溪橋樂器廠正式獨立，再也不用跟上海提琴廠四六分賬了。當年，它就成為國內第一大提琴生產商，沖垮了眾多國營樂器廠。
1996年，工廠又拿到了自營出口權，溪橋樂器廠更名為鳳靈樂器有限公司，50%的產品通過合作的美國公司銷往美國市場。自此，鳳靈樂器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提琴生產商。
2007年1月13日，《洛杉磯時報》以《中國：小提琴制造王國》為題報道了溪橋的提琴產業(yè)。文中寫道，“由于采用了流水線生產并擁有對每小時掙50美分感到滿意的熟練工人，鳳靈公司能以低于25美元的價格出售其產品……他們把德國和法國擠出了低價小提琴市場。”
在海外媒體眼中，“中國制造”在提琴領域里的異軍突起與在玩具、服裝、洗衣機、家具等領域的表現沒太大不同——憑借廉價勞動力和快速提升的技術占據行業(yè)主導地位，而世界提琴行業(yè)的最高水平還在歐洲。
十多年過去了，這種產業(yè)格局沒有太大改變，黃橋依舊生產著世界上絕對大多數的入門級學生用琴。不同的是，當年的“提琴之鄉(xiāng)”早已升級為“中國提琴產業(yè)之都”。
2018年，以黃橋樂器文化產業(yè)園為核心打造的“琴韻小鎮(zhèn)”入選全國特色小鎮(zhèn)、江蘇省首批特色小鎮(zhèn)。
在琴韻小鎮(zhèn)的沙盤前，黃橋樂器文化產業(yè)園管委會辦公室主任錢富民嫻熟地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起“一湖一廳兩片區(qū)”的建設規(guī)劃，這項占地3.17平方公里的工程將分10年逐步實施，目前已完成30%至40%。
在最新的政府規(guī)劃中，黃橋鎮(zhèn)力爭到2021年聚集300家樂器企業(yè)，形成年產百億元的規(guī)模，提升在全球樂器行業(yè)中的地位。錢富民介紹說，在黃橋現有樂器企業(yè)中，除了獨占鰲頭的鳳靈集團，還有年產值6000多萬的企業(yè)一家，年產值3000多萬的企業(yè)七八十家，十幾個人的家庭作坊上百家。
“上世紀80年代，鳳靈樂器一家就可以代表黃橋的提琴產業(yè)，到90年代它還占80%以上，現在大約占到全鎮(zhèn)產量的40%。”曾經在鳳靈集團工作多年并對提琴產業(yè)深有研究的錢富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黃橋鎮(zhèn)一家提琴廠的生產車間。一邊是越來越高的人力成本，另一邊是不到5 潤率，這是提琴大廠面臨的現實問題。攝影/本刊記者 程昕明
家族式的龍頭企業(yè)
在黃橋的提琴發(fā)展史上，鳳靈集團董事長李書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在他親手打造的中國最大的樂器博覽館，《李書的人生之路》也被制作成宣傳畫面懸掛在顯著位置。
李書的身份很特殊，做過企業(yè)負責人，也做過鄉(xiāng)鎮(zhèn)領導。他如今的辦公室仍是他30多年前當鄉(xiāng)長時的政府辦公樓，在這里，掛滿了歷任江蘇省領導到黃橋視察的照片。李書介紹說，提琴行業(yè)是黃橋的支柱產業(yè)、富民產業(yè)，所以各級領導都非常重視，有的領導甚至上任的第一站就是到這里來視察工作。
1973年李書進入溪橋樂器廠做學徒，土生土長的他與音樂最早的關聯是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拉二胡。他從做琴頭學起，從保管員、會計、供銷科長、生產科長一路做到廠長。
從1971年到1979年，廠里換過9任廠長，其中有一個廠長干了四個月被工人打到休克，沒多久腦梗發(fā)作去世了。當地人把樂器廠稱為“作氣廠”，意思是廠里天天斗氣，“大吵大鬧三六九，小吵小鬧天天有”。
1980年，“霸道總裁”李書接管樂器廠的十天內開除了13個不服從管理的工人。“我年輕時脾氣很壞，我在理上我就狠，不在理上我向你打招呼。”年近七旬的他回憶說。
1984年與上海提琴廠的合作也是李書千辛萬苦爭取來的。為了這次合作，李書在一個月內跑了11趟上海，花好幾天把提琴生產183道工序的價格背了個滾瓜爛熟。
十年的合作做大了溪橋的樂器產業(yè)，也堅定了他獨立發(fā)展的決心。“跟國營企業(yè)合作太難了，一個小時可以解決的事十天都辦不完。”
1993年，李書第一次到德國、意大利參加展銷會，深受震動。“差別太大，我們的提琴賣100多，別人的賣1800，工藝上強太多了。”
李書不服氣，買了國外的好琴帶回來研究，一個一個零部件拆開看。“同樣都是人做的，我們是人嗎?”個頭不高的他始終有一股莊稼漢的執(zhí)拗。
1996年他再次到國外參加展會，發(fā)現自己的琴賣180塊還有30%的利潤。按李書的說法，之后他們又花了五年的時間把全世界大的提琴廠都沖垮了。“品質不低于它，但價格是它的十分之一。”
1999年，李書辭去溪橋的鄉(xiāng)長職務一心辦廠，上級領導大惑不解，“1949年以來，我們泰興的鄉(xiāng)長、書記沒有辭職的，你是第一個。”
2000年，鳳靈樂器有限公司改制為民營企業(yè)，李書擔任法人代表，買下了公司100%的股份。2006年成立江蘇鳳靈樂器集團。
2010年，年近60歲的李書把公司的法人代表變更為1978年出生的雙胞胎兒子，如今他們分別掌管集團旗下的吉他廠和提琴廠。
曾經有好幾次，鳳靈集團可以借助資本的力量上市，但是每次臨到合同簽字前他都退縮了。“手抖，不想用別人的錢?，F在想起來還是思想不夠大膽，有點保守。”
如今，整個黃橋的樂器行業(yè)都多多少少帶有“鳳靈”烙印。李書介紹說，當地在工商注冊的樂器企業(yè)有119家，其中有81個是從鳳靈出去的。
在3.4萬人口的溪橋社區(qū)，大約有2萬人在從事提琴生產。作為龍頭企業(yè)的鳳靈集團現在會把更多的前道工序下放到農村，制定制作和驗收標準，農民們白天可以務農，晚上可以制琴，用李書的話說叫“工農兩不誤”。
“低檔產品讓他們做，小市場讓給他們。我們以出口國際市場、大城市大客戶為主。”李書認為這是未來鳳靈集團和黃橋提琴產業(yè)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東方克雷莫納”之夢
“這種放下鋤頭就做琴的模式，從客觀上講是必須佩服的。他們竟然能把這么復雜的東西做出來。”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提琴專賣店，一位提琴制作師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這位制琴師介紹說，提琴制作包含了橋梁學、力學、聲學、化學、幾何學等多門學科的知識。在提琴行業(yè)，也一直有機器生產和手工制琴之分，真正的高檔提琴大多是專業(yè)技師從頭到尾獨立完成，頂多是一個師傅帶幾個徒弟，而不是黃橋式的流水線生產。
這位制琴師制作一把價格在六萬元左右的提琴通常要花兩個多月的時間，一個月做“白琴”，一個半月做油漆。
“提琴的木材通常要存放5年以上，否則很容易熱脹冷縮，但是木材存儲成本是非常高的，一般的小廠肯定做不到。如果琴很便宜，那利潤只能從材料上壓縮，有些提琴用的膠甚至都達不到國際標準。”這位制琴師說。
在店里為學生挑選小提琴的一位音樂學院老師表示，她遇到過一些用低價入門琴的學生，結果是花五分鐘給學生調好音，過半分鐘又跑音了。“課時費也不便宜，如果非要用這種便宜的琴，每次上課有很多時間都浪費在調音上，其實是得不償失。”
在這家提琴專賣店，最便宜的入門級手工小提琴售價也在1800元左右，是黃橋入門產品的好幾倍。
面對“便宜沒好貨”的質疑，黃橋樂器文化產業(yè)園區(qū)管委會辦公室主任錢富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首先，黃橋的提琴是一種半機械化生產。其次，我們可以拿溫州小商品打個比方，有人認為溫州小商品都是低檔貨，實際上是錯誤的。因為它的產業(yè)集聚度極高，社會分工很細，極大地降低了勞動力和物流成本，所以很便宜。”
這些年，黃橋也一直在努力突破“低端琴”的標簽。
2019年3月28日，中央音樂學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創(chuàng)始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鄭荃的提琴制作大師班在黃橋開課，當地近50名提琴制作人聽取鄭老師的專題講座。
鄭荃是第一位被公派到小提琴發(fā)源地意大利克雷莫納學習提琴制作的中國人，也是中國加入國際提琴制作大師協會的第一人。2018年，他作為樂器行業(yè)唯一代表被授予輕工“大國工匠”稱號。
二十多年來，鄭荃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黃橋之間，作為鳳靈集團的技術總顧問提供技術指導。2018年7月，黃橋鎮(zhèn)人民政府向鄭荃頒發(fā)了黃橋“琴韻小鎮(zhèn)”名譽鎮(zhèn)長的聘書。
第一次到黃橋，鄭荃被李書的管理方式震驚了。工人六點鐘上班，李書四點就到廠里，上班以后先做早操、喊口號宣誓，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十點。
受聘擔任技術顧問之后，鄭荃在鳳靈集團建立了一個高級提琴車間，親自駐扎過一段時間，又派自己的學生去那里住過幾個月。但鄭荃發(fā)現，消費者的觀念還是很難改變，大家覺得到黃橋就是去買學習琴的。廠里做出的高端琴不太好銷，同時對工藝的要求又高，總之費力不討好，漸漸地做高端琴的人就越來越少。
“生產廉價提琴不是可恥的事情，它滿足了很多剛開始學琴的小孩的需要。”鄭荃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分工，就像有人當工人有人當工程師一樣，互相不可取代。
其實，在黃橋人心中一直深藏著一個“東方克雷莫納”之夢，那是全世界提琴行業(yè)的發(fā)源地和制高點，那里有500年的造琴史和300多位注冊的造琴師，當地出品的提琴價格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
“做不到最高水平，這是整個中國制琴行業(yè)的痛點。但也不是遙不可及的事，關鍵是轉換理念。”比如，鄭荃近期在黃橋講課時就反復提到返璞歸真、回歸傳統(tǒng)。
近年來，為了提升提琴行業(yè)“中國制造”的水平，他還不遺余力地打造了“中國國際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賽”。將于5月4日開鑼的第四屆賽事就吸引了全世界464把提琴參賽，其中來自中國的提琴有400把。
在采訪中鄭荃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五六百元的琴也能做得很好，“工業(yè)化提琴也有自己的規(guī)律，不一定要硬往藝術提琴上靠。”
曾經在克雷莫納游學5年的鄭荃教授認為，黃橋的提琴制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但中國的提琴文化底蘊不如歐洲是事實，因此也沒有必要盲目模仿。與其從外殼上去學，或者是搞一場成千上萬人的活動、造一把全世界最大的提琴，倒不如踏踏實實把琴造好，“每一把琴好一點點，那就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