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很多文學青年的理想就是去上海，去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距離90后的昆藍(化名)參加那場比賽，已過去10多年。他得了一等獎，甚至代表獲獎者發(fā)言，“至今為止，那幾分鐘，依舊是我此生經歷過鎂光燈照射強度最強的一段時間。”
1956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萌芽》是新中國第一本青年文學刊物。1998年《萌芽》雜志聯(lián)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一起舉辦了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堪稱當時文壇的大事件。
韓寒參加首屆大賽決賽，以一篇《杯中窺人》，“一賽封神”。幾年后，高二學生昆藍剪下《萌芽》雜志上的參賽報名表，以性格有趣的同學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寄出去，初賽成功突出重圍。他在父親的陪同下坐硬座火車去上海參加決賽。一下火車，發(fā)現(xiàn)被偷了2000元人民幣——數(shù)額足夠令這個普通工薪家庭震撼許久。
“圓夢感”緩解了一絲少年丟錢的心痛感，昆藍第一次打量上海的洋房和梧桐，覺得那簡直是全世界“文學的中心”。
“當我坐在上海第三女子中學的考場時，面對的其實是多達7萬的同齡競爭者，當然其中絕大多數(shù)鎩羽而歸，剩下的一兩百人角逐一、二等獎。大家都很清楚，誰都不太可能成為韓寒再版，不過這并不阻止我們平視韓寒：你能拿到的獎，我也能夠拿到。”
20年間，不管是讀過，還是寫過，如今活躍在各個場合的文學青年，仿佛總能找出一條屬于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成長刻度線。
最近，在2019北京圖書訂貨會的《新概念作文大賽20年精選》新書發(fā)布會上，作家張悅然、郝景芳亮相的身份，分別是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
相較于張悅然，雨果獎得主郝景芳的“新概念刻度線”似乎更低調、隱秘。翻開精選集里她彼時參賽作品《迷路》，公眾看見的未必是今天熟悉的郝景芳，但分明是熟悉如昨日的青春碎片。
郝景芳形容，她在“新概念”出身的作家中算是“異類”“邊緣人物”。“我挺不好意思的，中間挺長一段時間沒有寫，也沒有和這些作家有特別深的接觸，其實我特別喜歡看這些作家的小說”。
郝景芳說，從她整體的人生軌跡上來講，小學走的是“奧數(shù)”之路，中學走的是理科競賽之路，“到了高二之后理科競賽沒拿什么成績，高三時參加一個作文比賽，算是自娛自樂”。
中學時代看前三屆“新概念”獲獎作文選，是郝景芳頗感美妙的經歷。“可能到現(xiàn)在為止，一個同齡人寫得非常美好的作品，依然是給中學的孩子打開一個世界的過程”。
“自娛自樂”參賽，拿下一等獎，但是郝景芳沒有改變原本想走的路。“我挺想學理科，學科學的，所以當時高考考物理系是第一志愿，按照自己的第一志愿一直讀到研究生，讀天體物理。后來我寫小說也是從科幻小說開始寫，仍然和科學有關系。我確實比較迷戀科學中的理論、對于宇宙的描繪，等等，這些是我很大的人生興趣之所在”。
如今，郝景芳對于寫作如何定義呢?她覺得寫作就像吃飯、喝水、呼吸，是日常不可離的習慣，現(xiàn)在每天還堅持寫點東西，寫公眾號文章，寫課程，以及繼續(xù)創(chuàng)作小說。“寫作是非常舒服的，是我非常喜歡的人生狀態(tài)，我不是特別喜歡社交的人，有時候社交多了，我必須寫作才能恢復元氣——因為社交非常累，也很煩，但是坐那兒寫東西能讓我整個人都好起來”。
當初在“新概念”的路口，郝景芳沒有直接走上作家的路。但過了17年，她相信寫作是這一輩子不太會放棄的一件事，“只不過我不太拿自己當一個純作家來看”。
“我們知道傳統(tǒng)出版業(yè)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zhàn)，但是《萌芽》雜志非常幸運，很大一部分和新概念大賽有關系。”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萌芽》雜志社社長孫甘露說，“新概念”舉辦20年，有一些數(shù)字看來很有意思。“第一屆創(chuàng)辦的時候就4000多份來稿，到了去年達到歷史最高，有9萬多篇稿子來參與競賽，這個數(shù)字是非常驚人的”。
“以新概念開始，這樣一批80后的作家呈集團式登上文學的舞臺。”文學評論家、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潘凱雄表示，一方面青春文學是自然的代際劃分，另一方面，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這一批年輕人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清新、新鮮的”獨特貢獻。
或許在有些人身上，“新概念”的印記沒那么容易褪去，比如昔年的獲獎者張悅然，今朝是這項文學賽事的評委。
“我是里面最慈悲的評委，因為我當過選手，怎么寬松怎么來，怎么能給大家多留一些機會怎么來。我覺得很多老的評委(對待選手)的想法是‘狡猾的學生’，我的想法是‘可憐的學生’，所以我永遠是站在學生一邊的。”
在張悅然看來，形容新概念作文大賽是“半部青春文學史”一點不為過，但同時也要看到，其意義遠不止于此。“像景芳這樣的人，她因為熱愛文學所以留在文學里面，但實際上還有很多獲獎者都非常出色，他們可能進入不同領域。但不管怎么樣，我都覺得這段和文學相聚的過往歷史是非常美好的”。
時常有人會對張悅然說，有一些寫作者如韓寒、郭敬明等，在獲得名聲后離開了寫作，“有一種背叛文學的感覺”。
但張悅然不認同這個觀點，她相信“所有離開的人都會得到文學的祝福”。“這才是‘新概念’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一段歷史無論是對留在文學里的人，還是我們今天找不到的、不在文學中的人，都產生了很重要的意義”。
昆藍讀大學后就甚少和人提起那段獲獎經歷，偶爾會在“人人網(wǎng)”上收到一條陌生人加好友申請，通過后對方發(fā)私信，說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作品選集里看到過他的名字，小說寫得真有靈氣。
“版稅制逐漸替代稿費制成為一線作家的主要收入方式，一批草根網(wǎng)絡寫手也能順利地出版書籍，‘80后’成為一個時髦的名詞。”
即使成不了韓寒、郭敬明等“符號人物”，其他尚未分配到“傳奇劇本”的獲獎者，一直摸索書寫自己的人生價值。昆藍碩士畢業(yè)后成了銀行職員，每年雷打不動訂閱兩本文學刊物。與他同年獲獎的年輕人，有的筆沒停，從紙面寫到網(wǎng)絡，勉強躋身青年作家行列，也有人一度沖上過輿論焦點，即使事件與文學毫無瓜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