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靜安現(xiàn)代戲劇谷”劇目展演如火如荼地進行，五月的上海劇場陷入一片狂歡中。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各類中外戲劇團體中，有一個名字，能夠輕易吸引戲劇從業(yè)者與愛好者的眼球——來自俄羅斯的亞歷山德琳娜劇院。它和德國的邵賓納劇院、以色列的蓋謝爾劇院一樣，每一次攜戲蒞臨中國，都會受到戲迷們熱切的期盼。
亞歷山德琳娜劇院在此次戲劇谷展演中，帶來了《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和《哈姆雷特》兩部劇目，兩位導演也是中國觀眾的“老朋友”了——前者由戲劇奧林匹克發(fā)起人之一、希臘導演提奧多羅斯·特佐普羅斯執(zhí)導，他曾于2014年在北京舉行的戲劇奧林匹克帶來過《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而后者的導演則是亞歷山德琳娜劇院的藝術總監(jiān)瓦列里·福金(又譯“佛京”)，正是因為他在過去三年內兩部來華作品《欽差大臣》和《婚事》廣受好評的緣故，才使得中國觀眾對亞歷山德琳娜劇院寄予厚望。
不同于福金導演的《哈姆雷特》是由亞歷山德琳娜劇院嫡系班底所創(chuàng)作，特佐普羅斯導演的《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則是外籍導演與該劇院的一次合作，因此該劇的印記，更多來自于導演本人，而非劇院。早在1983年，特佐普羅斯便在希臘北方國家劇院首次執(zhí)導過此劇，根據他在該劇上海首演的演后談所提及，之所以選擇排演布萊希特的劇目，與他曾在德國受過四年的戲劇教育密不可分，他甚至還得到過布萊希特妻子的言傳身教。
大概是因為特佐普羅斯與日本的鈴木忠志都是戲劇奧林匹克發(fā)起人的緣故，也的確二人在訓練演員的方法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注重力量、注重肢體，兩人時常會被拿來比較。但不同于鈴木忠志排戲時所選取的文本是他獨創(chuàng)的“鈴木演員訓練法”的承載工具，特佐普羅斯是一位哲思者，他常常通過排演戲劇來淬煉自己對宏大主題的看法。
盡管《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一直以來都被貼上“反戰(zhàn)”的標簽，但大膽媽媽在戰(zhàn)爭期間發(fā)國難財，借用犧牲別人家孩子的生命養(yǎng)活自己的孩子，而后自己的孩子又紛紛死于戰(zhàn)爭中，這個故事與其說是在批判當權者的窮兵黷武，毋寧說是大膽媽媽自己釀下的悲劇。特佐普羅斯不只排演布萊希特，還排演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作品，試圖從微小的個體命運切入，挖掘文明與野蠻、體面與自私的罅隙，并以此為矛盾的出發(fā)點，挖掘悲劇發(fā)生的本源。
若說特佐普羅斯版的《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是“大時代下的個人悲劇”，那么福金版的《哈姆雷特》，則是“通過個人悲劇探討群體的悲劇”。盡管這一版《哈姆雷特》是經過編劇瓦季姆·列瓦諾夫進行文本上的切割、改編和整合，但福金導演總能通過具象化的舞臺設計，把探討的母題視覺化，這從他所執(zhí)導的來華的三部劇目都可窺見端倪——《欽差大臣》第三幕的舞臺場景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宮廷舞會，集中展示了道貌岸然的貴族們的丑態(tài);《婚事》則把舞臺設置成一個溜冰場，象征著婚戀關系里的如履薄冰;《哈姆雷特》原著里的王宮被設置成一個內場背對著觀眾的足球場，這是對極權隱秘化特性的隱喻。
足球場的觀眾席由一個占滿舞臺鏡框的鐵架制成，只留下一個小小的入口供人窺視。巨大的鐵架猶如王宮高聳的城墻，數十個群眾演員坐在鐵架上若隱若現(xiàn)，就像足球賽的觀眾，也像是不直接參與權力斗爭的旁觀者。足球場內與場外被大鐵架涇渭分明地隔離開來，臺下的觀眾就如同無法進入足球場的游客，被剝奪了參與和觀看的權利。
戲甫一開場，除了御前大臣波洛涅斯寥寥數語的開場白外，哈姆雷特成了一個酩酊大醉的醉漢，被人拖曳進足球場。場內響起了新國王克勞迪斯的聲音，他正和哈姆雷特的母親、王后喬特魯德舉行婚禮。坐在臺下的觀眾，只能通過外放的聲音得知場內的一切，卻無法親眼目睹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這版《哈姆雷特》有兩處改動能夠嚴絲合縫地拼貼出人物的性格乃至命運的走向：在這里，最大的陰謀者是哈姆雷特的生母喬特魯德，是她操縱親王克勞迪斯謀殺了哈姆雷特的生父;而哈姆雷特的瘋癲，則從原作中為復仇而裝瘋變成了主動選擇沉迷于酒精，借此麻醉自己并逃避兇殘的現(xiàn)實。哈姆雷特的形象，從原作中責任心并未完全泯滅的自私鬼，成了一個徹底的逃兵，從哈姆雷特的視角出發(fā)，舞臺上呈現(xiàn)出一種“眾人皆醒我獨醉”的荒誕感。
哈姆雷特的悲劇，從莎翁筆下的性格悲劇，成了性格悲劇與命運悲劇的混合體——因為有一個暴戾的獨裁者母親，并且至親的父母互相殺戮，這讓無法改變出身和命運的他變得麻木不仁、草菅人命。舞臺前方有個象征墳墓的坑，每當有人死去，都會被扔進坑里。在哈姆雷特誤殺波洛涅斯后，波洛涅斯被草率地扔進坑里，緊接其后奧菲麗婭也死了，也被扔進坑中。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劇已不屬于他個人，他周圍的人，生命均輕賤如草芥，這群人的悲劇命運，緊緊圍繞著哈姆雷特的個人性格展開。
若從時事新聞上得知當今俄羅斯的權力迭代，難免會對福金版《哈姆雷特》所做的處理會心一笑。因《后戲劇劇場》而聞名的漢斯–蒂斯·雷曼在《悲劇的未來?——論政治劇場與后戲劇劇場》一文中曾提到：“從最開始，悲劇就和政治、城邦、歷史、權力與反抗這些基本問題緊密聯(lián)系。今天也不例外。從來沒有私人悲劇。哪里有悲劇，哪里就有政治。”這頗具存在主義色彩的論述，正好為喜歡追溯本體本源的特佐普羅斯和喜歡借古諷今的福金提供了將經典文本當代化的依據。
